弃帅杀车，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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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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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前期的著名理论家,在20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后,他们在理论旨趣上实现了“理性主义转向”[1],开始对发达工业
社会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霸权进行批判和揭露。这一理性批判思想不但对社会科学
理论,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批判理论对理性的批判,不乏偏颇之处,但他们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
的批判力是犀利的,许多见解至今仍是发人深省、具有启发意义的。本文拟对批判理
论关于工具理性霸权及其超越的思想进行剖析,并把它们与马克思对工业社会的批判
进行对比,公允、合理地评价他们理论的得失。
         
     一、 对工具理性霸权的剖析
         
     众所周知,批判理论家是直接承接了韦伯的批判理性思想的。他们认为,随着技
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发展,“非理性成了理性”[2](Ｐ83),“启蒙又重新变
为神话”[3](Ｐ139-140)。不过,批判理论家并不赞同韦伯的悲观主义,认为韦伯对工
具理性扩张的分析太狭窄。相对韦伯,他们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霸权的剖析无论从
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第一,正是在反神话的启蒙理性中孕育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霸权的种子。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霸权从发生学上作了
深刻的分析。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敏锐地指出启蒙理性的悖论
:“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
着巨大的不幸。”[4](Ｐ1)他们认为,“启蒙精神用以反对神秘的想象力的原理,就是
神话本身的原理。”启蒙理性在科学的大旗下,追求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鄙弃对世
界的形而上学的思考,用理性的规律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绝对化的统治,由此更
加无情地控制了各个领域内的人们,启蒙理性成了人和世界的新的主宰,新的上帝,新
的神话。
         
     第二,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霸权的根源在于数学原则、形式逻辑的盛行,其最基
本的特征是把世界理解为工具,理解为手段。
         
     在批判理论家看来,启蒙理性之所以发展为神话,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在于大数
原则的盛行,在于把理性降低为一种数学工具。因为对启蒙运动来说,一切不适合计算
和使用的规则都是可疑的,一切现实都得服从于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最关心的是实用的
目的,是“如何做”,而不关心“应该做什么”。“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
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数学化达到了对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来进
行运算的程度”[2](Ｐ88)。马尔库塞写道:“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
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
”[2](Ｐ124)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中,人和世界万物都不过是供它谋划的材料,是实现其
价值最大化的工具。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
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
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时,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
行最有效的征服,“理性就成了一个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
面的作用成了唯一的准则”,“似乎思维本身降低到了工业过程的水平……成了生产
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5](Ｐ86)
         
     第三,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的合理性,是组织化的统治原则。
         
     批判理论家认为,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依靠技术
不断调和阶级矛盾,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使得曾经是批判的理性蜕变为“极权主义的
技术合理性”,成了现存社会制度的辩护工具。马尔库塞写道:“以技术为中介,文化
、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
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
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6](Ｐ7)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提高经济、政治、文
化各部门的效率同时,它还把其操作主义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系统,创造了一些适合
机械操作程序的生产、工作、管理模式和权力方式,并调和一切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
倒了一切抗争。而社会的这种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
,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
“资本主义初期的无产者,的确是负重的牛马”,“曾经是他们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力
量”。但是在技术社会的先进地区,工人身上的这种否定性却非常不明显了,像社会劳
动分工的其他人类对象一样,“也被组合进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而且,在自
动化最成功的地方,某种技术共同体看起来已经把工作岗位上的每个人,都融为一体了
。”[6](Ｐ24)“发达工业文明的被封闭的操作领域造成了自由与压制、生产与破坏
、增长与倒退之间的可怕的和谐。”[6](Ｐ106)
         
     第四,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主体的客体化、物化,并最终扼杀了文
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了一种工业文化、单面文化。
         
     对文化工业的考察,是批判理论独具魅力的风景。批判理论家敏锐地看到,由于
技术理性的统治,艺术和文化的逻辑被从属于商品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艺术和文化沦
为金钱的奴隶。艺术、文化的商品化、工业化摧毁了一切个性和创造性,电影、广播
和杂志等在每个地方都给人以一种千篇一律的面貌,到处都是拙劣的模仿,到处都是取
悦于人的廉价的艺术。这种工业化主义使灵魂物化了,曾经是“异化的”、“超越的
”文学艺术已经失去了超越现实、批判现实的能力,沦为对现实辩护、粉饰的工具。

         
     总的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形式逻辑和数
学方法的发展,理性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沦为了压制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把经济、政治、文化融合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管理体系,“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
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7](Ｐ5)甚至,“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
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有计
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
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
: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2](Ｐ106
) 
         
     
         
     二、 对压抑性社会的拯救和超越
         
     面对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的人的奴役、自由的丧失,出路和拯救何在呢?批判理
论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同意韦伯的“铁笼子”的必然性,但他们之间也并不一致。
         
     霍克海默认为,要摆脱技术理性的奴役,诉诸于马克思的革命的道路是没有出路
的。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国家干涉、不但吸收了民族主义的东西而且极权化
的做法是令人十分失望的。而对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也表示失望。他认为,在那
里一方面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神学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而另一方面,又似乎把马克思主
义当作现实的宗教。这种宗教对内和对外都起着操纵工具的作用。同样,对于在马克
思那里作为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霍克海默也十分失望和沮丧,因为二战以后那种认为工
人的贫困在不断增长的观念早就成为抽象的东西或幻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
就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溶合到
社会中去了。”[7](Ｐ2)
         
     因此,霍克海默不同意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推翻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的社
会,他甚至认为暴力的手段反而会帮了他们致力于反抗的那些势力的忙。他认为,迄今
为止,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自由,而充其量只是带来了一种更精巧的统治技术。因此,
霍克海默坚持,要抵制工具理性的扩张,惟一的手段就是运用批判的否定。只有从内部
对现代社会进行否定,呼唤一种和主观理性相对抗的客观理性,才有拯救的希望。虽然
这种反抗在他看来同样是多么的绝望。到霍克海默的晚年,他转而倾向于神学,认为人
类对幸福和自由的渴求存在于对上帝的信仰,在于基督教。在他看来,人的思维能处理
感觉到的事实,但不能超越他们,除非是作为从神学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对这一世界上
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在霍克海默看来,在基督教中包含着比法律还高的全面的爱,在它
那里,凝聚着一种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拒绝的能力。这就是绝望的希望的出路。
         
     而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无休止的否定才是真正的关键所
在,必须依靠批判理论,用否定的辩证法来抵制实证主义的思维,才能发现社会的内在
潜力,铺平一条通向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除了批判理论外
,还必须诉诸于艺术的弥赛亚力量。他认为,艺术有一种类似于拯救的功能,它代表着
同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工具理性的压迫相对应的某种救赎形式。艺术作为和谐
生活的某种预示,它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在艺术中,人的个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
的展示,它是对现实世界工具理性的控制的超越,是精神的自由活动。在《最低限度的
道德》中,阿多尔诺认为,面对技术理性的强大力量,以致主体性,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
是其他的,都已处在致命的危险中。要把人类拯救出技术理性的苦海,不能依靠革命的
行动,而是要让哲学、艺术再度负起责任。通过站在救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
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惟有通过救赎才能重新照亮世界。但他又似乎否认
救赎实现的可能,他甚至否定他的时代有一种较弱的弥赛亚力量,认为弥赛亚所承诺的
肯定的自由和真正的统一,将永远是乌托邦的希望而不可能在尘世中实现[8](Ｐ315-
316)。
         
     由于深受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弗洛伊德、尼采等的影响,马尔库塞则
试图发展一种把幸福、本能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新理性,他称之为“感性的理性”、
艺术化的技术理性、历史的理性、批判理性。他认为,这种新型的理性是对技术理性
的片面性的超越,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本能与理性的统一。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解放理论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作用。在他看来,
现代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是一个受剥削的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
意识都已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革命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只
有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流浪者、流氓无产者、大老粗、同性恋者、有色人种、失业者和
青年学生才是革命的主体。因此,他转而求助于弗洛伊德,把其解放理论建立在本能理
论基础上。据此,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是人的本能压抑的社会,这个社
会虽然为真正的幸福创造了丰足的物质条件,但又压抑了幸福的可能性,代之于一种虚
假的需求。所以,对现存秩序的总体批判,必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
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这就是说,所谓的解放就是人类本能中爱欲的解
放,就是把人的本能中存在着的力比多能量朝爱欲方向发展,朝非压抑性文明发展。而
要反抗技术理性的压抑,实现本能的解放,对技术理性的现实原则进行超越,主要的方
式就是与快乐原则、自由原则相联系的“幻想”和艺术(美学)。他认为,幻想“有它
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的经验的真理价值”,能够超越人类对抗性的实在。“在想象中
,个体与整体,欲望与现实,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美学形式的背后乃是美感与
理性的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是对操作原则的批判”[9]
(Ｐ103-104)。
         

     马尔库塞除了寄希望于想象的乌托邦之外,还赋予艺术一种“解放的象喻”的作
用。他认为,艺术没有阶级性,它反映的是人类的要求,它包含着一种抽象的、幻想的
自主权,既超越现实,又批判现实。艺术的内在逻辑发展到底,便出现了向统治的社会
习惯所合并的理性和感受性挑战的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受性。这种“新感性,表现
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
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0](Ｐ106)所以,
解放人的感受性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条件。关于这个感性和理性结合、艺术与现实一致
的未来理想社会,马尔库塞曾称之为“自由社会”、“非压抑性社会”、“合作社会
”、“社会主义”。他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既不同于现实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现实
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都没有摆脱工具理性的统治,仍不过是极权主义的社会。
但是,在对于如何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转变上,即关于革命的道路和手段问题上,马尔库
塞一直是含糊其辞的,并没有提出比较详细具体的方案。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是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诸如全面的罢工,占领或接受政府、企业等。二
是大拒绝,对现存的制度采取不合作态度,同现存的社会彻底决裂。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在探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的解放道路上都
试图把技术理性试图否定掉的东西重新恢复起来,吸收非理性主义关于个体性、自由
方面的思想,试图用一种新的渴求、希望来超越技术理性。他们不同程度地对于摆脱
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这种拯救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他们
没有提出具体的解放构想、计划,所以他们关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的解放的设
想都不过是乌托邦的空想。而且,由于他们不懂得理性的分化的必然性,在批判理性的
误用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理性本身,不同程度地得出了否定理性的观点,从而
走向了理性的自我毁灭,看不到出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分别寄希望于非理性的宗
教和艺术,而马尔库塞也存在过分弘扬非理性的本能的嫌疑。因此,他们的批判理性思
想不同程度地具有调和主义、反科学主义、浪漫主义、悲观主义的色彩。
         
     三、 批判的困境
         
     应该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技术理性的发生学上的分析及其危害的揭
露和批判还是十分深刻的,他们的理性批判思想和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还是有很多异曲
同工之处的。比如,他们都看到工业社会里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把人物化、异化、非
理性化的一面,在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特点即可计算性、划一性都有同样透彻的分
析。不仅如此,他们对技术理性社会里以技术为中介,经济、政治、文化结成一个控制
、管理的系统的揭露,对工业社会里文化的批判,对人的本能、人性的关注等,都可以
说是对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思想的补充、丰富、发展。当然,对于这些思想要有所甄别
,因为他们在很多观点上也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读。
         
     霍克海默明确地把马克思置于其一直积极批判的启蒙传统中,认为马克思过分强
调劳动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霍克海默认为,把自然异化为人类剥削的领域,实际
上已暗含在把人还原为劳动的动物之中了。他认为,在自称是20世纪马克思追随者中
出现的压抑性的技术恶梦,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内在逻辑是不能完全分开的[8](Ｐ295
)。应该说,霍克海默对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是错误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
然、劳动的异化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或恩格斯虽然强调应该从劳动实践上来
理解对象、客体,但他们反对把自然当作征服者的俘虏物来对待,并主张未来的共产主
义应该能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至于20世纪马克思的追随者中出现的压抑性技术
的恶梦,恰恰是对马克思背离的结果,不能把它算到马克思的头上。同样,霍克海默把
苏联的极权主义现实归结于马克思,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苏联的现实恰恰是违背马克思
的结果。
         
     而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奴役的解放,实际上是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结合起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生物性的本能、感性的人,并由此对现代文明作出说明
。无疑,这一说法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或者劳动
才是人最基本的本质的观点相背离。实际上,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理解大多是按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理解的。然而,甚至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没有把人的本质
理解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人、理性的人,
他始终认为人应该是包含各种丰富性的全面的人,人应该全面地占有他的每一种感觉
,并在其中对象化其本质。在《神圣家族》中,他就批判了培根之后的法国哲学把人仅
仅理解为理性的人,从而变得敌视人的观点。当然,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也是一个理性
主义者,他在整体上仍然把人当作有意识的、理性的存在,并坚决地从生产实践、社会
历史上来理解人,而否定所谓的一成不变的人性。所以,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本
能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把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结果过多
地归结到理性头上,过多地强调工具理性的消极性、否定性,没有真正看到理性还存在
多方面的表现形式,看不到它对民主、政治等的促进作用,由此走向否定理性的道路。
这是违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发展固
然有其压抑人的必然性的一面,但同时这种压抑性又具有二重性,它不但创造了比以往
一切社会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而且也促进了形式民主的发展,使人的个性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放,并为更高的价值理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马克思看
来,技术(理性)对人的压抑,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技术(理性)本身,而在于技术(理性)的
资本主义使用。技术(理性)本来是解放人的手段,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才被变
成工具,才被退化为压抑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
         
     最重要的是,在摆脱这种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奴役的解放上,霍克海默、阿多
尔诺、马尔库塞都不同程度地诉诸于宗教、艺术、本能等非理性东西,未能提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关于技术理性拯救的思想最终不过是一种绝望的希望、想象的
乌托邦。应该承认,宗教信仰中的道德规范对于社会的认同和整合,在历史上确实有过
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在强大的经济德性面前,宗教的根已经日渐枯竭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对此表示了无奈。所以,霍克海默要想让
宗教死而复活,恢复昔日的地位,无疑是有点痴人说梦。难怪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拯
救的希望不过是绝望的希望。至于在艺术中寻求对压抑的现实的超越,寻求对工具理
性、技术理性的超越,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它不过是精神的幻想而已,不
过是在想象中望梅止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压抑性现实的超越。而且,艺术
问题是关于美的问题,它无法容纳科学技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问题
。艺术的和谐是个人实现的,而社会解放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所以,从艺术的想象中难
以点燃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拯救的希望之火。
         
     同样,马尔库塞“大拒绝”的策略也是无济于事的,1968年的学生运动已证明了
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最根本的途径不在于幻想中的革命,而在于在实践中革命地改
造不合理的、非理性的世界,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压抑人的
根源,建立真正理性的王国,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从根本上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之所以把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宗教、
艺术或美学,在于“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现代社会中的工具理性的扩张主
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结果。”[11](Ｐ68)他们没有看到正是资本的逻辑才导致了
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成为唯一的生活法则。所以,应该批判的是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
使用,是工具理性成为生活的唯一法则这一误用,而不应该批判理性本身,以艺术、宗
教来取代理性。当然,应该承认,马尔库塞虽然承认造成人类历史被工具理性控制和奴
役的根源是“政治经济的”,但是他认为,“既然这些政治经济的原因重新塑造着人类
的需求和本能本身,那么,只有将政治经济的变革,贯通于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能
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类身上时,只有让这些变革摆脱残害人和压迫人的心理氛围,才能
够使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中断历史的循环。”[10](Ｐ107-108)很显然,马尔库塞这一思
想与马克思是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的观点看来,要中断这一奴役的恶性循环,就必须
废除私有制。只有首先废除私有制,才能使人的个性和自由得到全面的发展,前者是后
者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正是由于颠倒了二者的关系,马尔库塞寄希望于本能的解
放,实际上是舍本逐末,这一方案并不能带给人们希望,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沃林 文化批评的观念[Ｍ] 张国清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美]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选[Ｍ] 李小兵 上海
:三联书店,1989
         
     [3]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Ｃ]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
室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Ｍ] 洪佩郁,蔺月峰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5]转引自[德]Ｈ.贡尼,Ｒ·林古特·霍克海默传[Ｍ] 任立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6]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Ｍ] 张峰,吕世平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7][德]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Ｍ],李小兵等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8][美]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Ｍ] 单世联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9][美]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Ｍ] 黄勇,薛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美]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Ｍ] 李小兵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1][英]尼格尔·多德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Ｍ] 陶传进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2